“如果没有田间抗性治理策略，大多数农药1～2年可以检测到抗性基因，3～5年田间防治效果可能失败。”这是笔者在近期会议上听到的一句话。仔细想来，此话细思极恐。

      据报道，当前世界上创制一个可工业化的新农药需要投资8亿美元，筛选12万个化合物，耗时需9～10年，资金和时间投入巨大，发现全新作用机理的新化合物更加困难。

      正是这些经过精挑细选的产品，投放市场之后，往往在短短几年内抗药性迅速上升，断送了好产品的性命。一位专家坦言，目前抗药性发生速度超过了新药剂开发的速度。

      整体来看，中国农药的抗药性由北往南、由西往东逐渐增加。在很多地区，小菜蛾对阿维菌素、苏云金芽孢杆菌、氯氰菊酯、虫酰肼等产生了抗药性。烟粉虱对啶虫脒、吡虫啉、噻虫嗪、氟虫腈等产生了抗药性。温室白粉虱对吡虫啉、吡蚜酮、噻虫嗪等产生了抗药性。

      湖北省水稻褐飞虱抗性监测结果显示，部分地区对噻虫嗪、吡蚜酮抗性达到几百倍，而在部分地区褐飞虱对噻嗪酮、吡虫啉抗性已经达到上千倍。

      抗药性的发生不仅使用药量增大，更给食品安全和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比如，一个药剂在标准剂量下安全间隔期是10天左右（也就是打完药10天农药残留就已经降解到合理水平之下，可以收获采摘了），但是当出现严重抗药性之后，用药量可能是10倍甚至百倍，如果仍10天后收获，那农产品就面临农药残留超标的风险。同样的问题也在环境评价上有所体现，在标准剂量下，农药对环境影响在安全范围内，但是在百倍、千倍的用药量条件下，影响还有待验证。

      在研发困境和多重压力下，抗药性治理已经成为农药管理者、生产商、推广者以及农民必须关注的问题。

      抗药性的管理离不开实时的监测数据。在欧美地区，往往是大型农药企业和政府、协会等共同分担抗药性监测责任。而在国内，有能力承担全国范围监测的企业寥寥可数，政府项目成为抗药性监测主要买单人。在项目执行中，不同单位、不同病虫害抗性往往采取不同检测方法，实际生产中很难借鉴，行业期待更多规范性的标准来约束。

      另外，企业也肩负着抗药性治理的责任。一些研发型企业付出了巨大研发成本，特别重视抗药性的管理。国内市场以次新化合物为主，往往更注重药效，而忽略了抗药性。笔者曾在某企业推荐的套餐方案中看到多种相同机制的药剂复配，在一些市县植保部门推荐的防治方案中也有高抗药性药剂反复使用七八次的情况，可以看出抗药性管理亟待提高。